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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博客

一个教书匠,退而不休

 
 
 

日志

 
 
关于我

一生是个教书匠,曾在朱家角民办中学、新疆建设兵团农一师十六团三中、上海海丰农场胜利、前锋、海丰中学,新海农场中学、小学、职校任教。大专学历、中语一级职称。退休后教育热情不减,又在青浦蓝天学校打了两年工。近来在青浦 区老年大学戏曲班当琴师,朱家角镇阳光家园志愿者。青浦区作家协会会员,网易28级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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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建国到开放时期我国的预期平均寿命和医疗状况  

2017-09-09 07:43: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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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网上读到一篇由外国人写的关于新中国的预期平均寿命和医疗改革的文章,文章赞扬了从开国到改革开放这段时期新中国已经在预期平均寿命上成绩卓著。须知道那个时期我们国家经济还相对困难,经济也相对落后。文章给人启迪,但有些粗疏,我是经历过这段时期的,补充一些我知道的情况,给不知道实情的人们研究时作参考。先摘录那篇文章的几个文段于下:
       “判断一个国家社会和环境条件总体影响的最全面标准是预期平均寿命,因为预期寿命是经济、社会、环境、卫生、教育等发展趋势的正负两个方面综合影响的加总与平衡。因此,预期寿命是比纯粹的人均GDP更为充分的社会福祉衡量指标。当然人均GDP也是决定预期寿命的一个重要因素。让我们看看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对于这些变量之间关系的概述:

 个人收入无疑是决定其生存与死亡,以及更多地的一个人生活质量高低的基本因素。然而,收入仅是影响我们享受生活的诸多变量之一……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DP)可能是表明一个国家实际平均收入的一个良好指标,但人们实际得到的收入还将取决于这个国家收入的分配模式。此外,个人的生活质量不仅取决于其个人收入,同时还取决于各种物质和社会条件……医疗卫生的性质和医疗保险的性质——公共和私人——也是决定一个人生存与死亡的最重要因素。其他社会服务也一样,其中包括基础教育、城市生活秩序和人们所掌握的现代医学知识。因此,还有许多攸关人们生死存亡的因素没有纳入个人收入范围。

       我们首先来看中国的长期发展:比较中国与另一个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印度的预期寿命趋势。1947年,印度取得独立,当时该国人口的预期寿命为32岁。中国人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的预期寿命为35岁——比印度高出3岁。到了1978年,中国改革前的最后一年,中国人的预期寿命为67岁,印度为55岁——差距扩大到12岁。差距明显加大并不是因为印度的表现糟糕——预期寿命在32年中增长了22岁,而是因为中国的表现极为出色——预期寿命在29年中提高了32岁。这意味着,在改革前,中国人的预期寿命每年增加1岁多——年均增幅高达2.3%。   
      1949年以来中国医疗体系可被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49~1984,政府模仿其他共产主义国家建立了全国性的医疗体系。政府拥有并运营所有医疗机构,所有从业人员都是政府雇员。这个阶段根本不需要医疗保险,因为所有的医疗服务都几乎免费。这一阶段中国的医疗体系取得了一项令人瞩目的成就:“赤脚医生”制度成功的在乡村一级社会提供了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1952~1982年,中国的婴儿死亡率从200‰下降至34‰,一些古老的传染病(如血吸虫病)被大规模消灭。”
     解放后,人民政府并没有“拥有并运营所有医疗机构”,也并非“所有从业人员都是政府雇员”。人民政府重视人民的卫生和健康。在朱家角,有民间组织的医务人员到各家各户给孩子种牛痘和打防疫针。政府提倡“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提倡“预防为主,治疗为辅”,提倡“救死扶伤”。政府在镇上办了人民医院,把私人诊所组织起来,成为自负盈亏的“联合诊所”。民众看病是要缴费的,但诊疗费,医药费相对便宜。抗美援朝期间,美国搞了细菌战,于是中国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爱国卫生运动”,大扫除,除四害,灭钉螺,提高了民众的爱国卫生意识。原来一支进口货盘尼西林要一斗米钱,大约在1953年,上海成功研制盘尼西林,改名青霉素,只卖一斤米钱,这就大大提高了医疗水平。
      我小时候,几乎年年发一次疟疾,到药房买奎宁服也就好了。那时,农村的卫生状况很差,我三姐下乡回来带回了头虱。我下乡去除螟, 看到一家农民在场地上吃饭,米饭上逐满了苍蝇,那农民只赶一下就盛饭吃了,应该是还没有对细菌的认识。当时人家有人生病了普遍求神拜佛,烧纸元宝,“送夜客(鬼)”,也有兼请医生的。医生夜里也能上门应急诊。有的医生对穷苦的人家还能施药免诊费,以行善积德。当时,产妇因产褥热,儿童因天花、麻疹、成人因痨病(肺结核),还因瘟疫等疾病,死亡率相对高。我家后面人和里有一处坟场,解放前有一个夏天发生瘟疫,几乎天天嗅到“布毛臭”(死人后烧衣服),听到唢呐声、哭丧声和乌鸦叫,感觉汗毛凛凛。
     我上初三时,张敏照医生担任我们的卫生课程,每周来一次学校。下午他上好两个班的课后,还在学校医务室给学生义诊,学校医务室的药是免费的。张医生是男性妇产科医生,镇上妇女生孩子,一般请产婆,遇到难产,就请他,他在镇上有很好的声誉。我母亲生养12个孩子,做过11次“舍姆”。吴方言“做舍姆”,北方人称“坐月子”,得一个月不出房间门。今年夏天天气特热,据说有产妇因“坐月子”的规矩热死了。妇女生孩子后身体虚弱,容易感染病菌,因此与外界适度隔离是一种防护措施。防“风和寒”也是有一定道理的。但老方法缺乏科学性,也有风险。舍姆娘最怕产褥热,其实有了青霉素这样的抗生素后,产褥热已经是完全可以防范了,清洁、消毒、舒适的温度、愉快的心境、适度活动才更有利于产妇的康复。前面讲到新生儿生存率,那时我们家的经济条件尚算好的,但我母亲生的12个孩子,就有5个夭折。我有3个哥哥只在1931年编写的家谱上有名字,两个姐姐连名字都没有。我们家的婴儿成活率仅58.3%。
     我在松江一中上的高中,学校也有医务室,还有校医,是姓张的父女两人。像感冒、腹泻、擦伤等小毛病,学生用药也是免费的,只能说是学校的举措,不是政府行为。
     我在朱家角民办中学工作的五年里,有三年发过胃病,得自费到人民医院就医配药。治疗血吸虫病,则是政府行为免费的。因为政府提倡“救死扶伤”,医院对紧急送来的病人能及时抢救,但也发生过有经济困难的家庭因缴不出医疗费,使医院产生坏账的事。
     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场职工的医疗是免费的。连队有保健员,团场有卫生队,师里有医院。在海丰农场,职工医疗是免费的,只有一次救护车送上海的车费是自费。
     赤脚医生,是上世纪60~70年代“文化大革命”中期开始出现的名词,指有一些医术,仍是农业户口、“半农半医”的农村医疗人员。赤脚医生是乡村中没有纳入国家编制的非正式医生。当时来源主要有二部分:一是农村原有的土郎中,经培训后针炙、草药、西药兼用,二是高中毕业,经培训的一些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赤脚医生为解救中国一些农村地区缺医少药的燃眉之急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在以往,国人认为生孩子是一道“鬼门关”。我们时常从影视剧中看到生孩子的撕心裂肺、哭天抢地,能保母子平安就是幸福。现在医学进步了,但独生子女政策以及人们对优生优育的渴望,生孩子仍然是每个家庭的重大事件,只是母子平安已是常态。建国60 年来,孕产妇死亡率已从解放前的1500 /10万,下降到2013年的23.2 /10万,让人额手称庆。
       再说到平均预期寿命,在上图00906346号《吴氏宗谱》里,我统计了我父亲一辈“康”字辈人的寿命,在册共23人。婴孩时夭折就有3人,现在知道生卒年月的有17人,平均寿命为39.47。其中康龢(1902-1984)、康晋(1910-1999)兄弟二人,文化高,居市区,康龢享年83岁,康晋享年89岁,后半生生活在解放后。如果不算他们两人,在朱家角生活的15人,平均寿命只有33.3岁。因此前文所言,国人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的平均预期寿命为35岁还是相当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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